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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修订版出版之后
土地有没有声音？土地会不会说话？ 我说：土地有声无言。 土地的声音就是歌，但这句话可不是土地自己言说的，是他她你我通过音乐学语言说的一句人话，是土地原生值不断通过人所增生的附加值。 阅读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给我的一个绝对印象，就是他想告诉人们的这句话：土地的声音就是歌。 或者说，土地的声音就是歌，这句话本身就是乔建中回馈给土地的歌……
年前，《音乐艺术》副主编洛秦约请我作为老乔昔日的旧部，为《土地与歌》修订版出版和其他同仁一起写点东西。我欣然答应，并非我已经看懂了乔著（书），而是曾经被乔作（述）感动过。由此携带一些私人记忆，权当一份心意吧。 老乔的主业是民歌研究，当年看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编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硕士学位论文集》音乐卷，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写的是汉族山歌研究，按照现在的学位论文规格，别说硕士学位论文了，哪怕是博士学位论文，可能连开题报告也很难通过，导师也不会让自己的学生选这样大的题目，可当年老乔选了，他的导师（郭乃安、简其华）认可了，连答辩也顺利通过。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一天，田青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这么说，咱们音乐研究所除了杨（荫浏）黄（翔鹏）这些学界公认的权威之外，其他年轻的学者像乔建中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老乔他们也就40多岁，至少比我现在年轻）可也是一方诸侯啊！现在看来，这一方诸侯着实说出了历史，是这样的，产生杨荫浏那样通晓古今中外的通才年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专才开始左右学界风云，每人一块领地从一开始就需要进行挖掘式的开垦，看谁挖得深他就可能开垦得多，进而占领高地。回想起来，那年月，音乐研究所的各方诸侯聚在一起外出开会，哪怕是谈论同一主题也会出于多种视角，令人刮目。和如今导师带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人们常常以团队称谓不同，那时的乔建中们更像是多兵团作战，无往而不胜，尤其在关于当代音乐诸如旗帜、道路问题的讨论（当年老乔们应该说也是处在东张西望寻找猎物的年龄）中，常常令那些比较保守的长者们头疼，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上了黑名单的，包括跟乔一起干过“坏事”的应该还有王宁一、魏廷格、居其宏、缪也等等，甚至还包括一个编外人员王安国，而与他同届毕业的冯洁轩兴许是古代音乐史专业好像没有在黑名单内，余下的小字辈基本上还没有被顾上。 这样写，看官也许会问：尽说这些没用的干吗呢？可不是吗？历史过去了，还说它做什么？但就像这本书出版了又修订再版一样，有的东西是过了好多年之后才会逐渐显现的，不是它不存在，而是显现的条件不具备，更何况，乔著是在三、五年前旧版就已经赠售一空的前提下进行修订的。回到问题本身，除了应对销售空缺的情况之外，如今它又有什么可以显现或者说它进一步显现的条件是否具备了呢？尤其对当今在学的年轻一代来说，究竟从中学习什么？汲取什么？反思什么？对此，我相信洛秦另外一个身份作为出版社社长所独具的慧眼，一定有一个仅仅关联学术的商机在。 在这里，我仅就民歌问题和青年学生 谈谈乔 老师著述给我们的启示。 第一，如何接近民歌？这个问题对身处城市甚至栖居超大型都市尤其在专业音乐学院围墙里生活学习的学生们来说，尤为现实。我们在课堂有限空间中即便不受到西方扰动所得到的也仅仅是经过教学环节过滤之后关于民歌的知识，如此而已，民歌仍然远离我们，面对依存土地而生的民歌，你要想接近它，非通过亲历不可方能得以体认。由此，我们会通过田野采风与实地考察的手段和途径去实现这种亲历和体认。接下来的问题是田野在哪里？或者通过权威指引，或者通过道听途说。与此同时，会出现一个陷阱，一旦陷入则不可自拔，两种可能，一是观念先行，一是信以为真。和老乔一起进行实地考察，我的印象他从来不先入为主，至少，在我跟他同行的那几次，出发之前他一般不和我一起做案头或者给些提示，甚至于连暗示也没有，这样，对我来说就没有了学术包袱和精神负担，一切通过自己的感官去亲历，由此，当然一般也不太容易犯信以为真的错误。仅这一点而言，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将实证贯串实地考察的始终。至于进一步的研究结论，并不需要在这里给出。 第二，如何走进民歌？与上述如何接近民歌中的民歌是一个单数实体不同，这里所谓如何走进民歌中的民歌，则是一个复数概念，通俗地讲，就是一个作为集合体的民歌体裁，而不是一首首具体的民歌。由是，要想走进它，就需要置身论域当中。然而，这个论域又不是纯粹的理性论域。那究竟是什么呢？原谅我在这里杜撰一个概念，姑且称其为：感性论域。乍看这个概念是有悖文字逻辑的，既然是感性又何以论呢？根据我的记忆，老乔喜欢唱，一些几乎只能在学术上讨论又难以一下子明白的问题，他不喜欢用理论去解释，就这么张口一唱，什么都解决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常常会因理论问题和他论辩，结果他只要一唱，就好像都不存在了。我想老乔之所以这么能唱，除了用心学习和大量积累之外（当然这里不排除他本身是一个无须通过学习成就的民歌天才），一个重要的原因，我想，就是他有一个具有整体全局操控能力的民歌概念，无论是风格特征还是方言声调或者曲调模型，已然形成了一个场，就像如来手掌任凭猴头如何翻腾尽在六合之中。他曾经跟我说，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人去记录，有人记出来好听，有人记出来怎么样也觉得不好听。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个中的道理就在于有没有这样一种感性论域在。 第三，如何究竟民歌？这里所谓究竟当然是指如何进入研究状态的问题。民歌之所以层出不穷代有薪传，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持续传播和不断发生。应该说，传播和发生是民歌研究的基本问题。这样的现实告诉我们，要想一网打尽是不可能的。由此给出的忠告，就是如何设定研究策略的问题。既然形态不可求全且实证难以穷尽，那么，又如何去成就这样一个究竟呢？老乔的理论实践，给我的一个印象是：弱形态，强渊源，弱实证，强推论。也就是在进入研究过程之后，弱化形态实证而强化渊源推论，很显然，这是理论研究的特点所在。接下去的问题是，这样做又如何得以充分有效？回到上述根本原因持续传播和不断发生，这里有一条不可计量的传播环链和一个难以测定的发生原点，于是，可以做的无非是溯流探源和据理推论，并且在持续和不断之中。有人说，理论的宿命就像是西西弗推着巨石上山滚下来又继续推那样，又像是多米诺骨牌推倒了又重新排列那样，一种没有止境的精神劳作，一个接着一个，一代传递一代。就此而言，无论是发现还是创造，对当今年轻一代学子尤其是80后和90后来说，如何继往开来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不仅是接续老一辈的传统，而且还要在属于自己的成果上不断加重，以至于形成一种不可取代且难以替换的自重。我不希望在通才（杨荫浏辈）与专才（乔建中辈）之后看到的是一些散才，或者说就像一支没有根据地的游击队。
在一次会议上，我曾经听一位负责宣传工作的官员说上海文化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处境，20世纪30年代是独领风骚，1949年之后是半壁江山，以后是和北京平分秋色，再以后是京、沪、粤三足鼎立，而现在几乎已经到了N多之一的境地。当然，这样讲未必完全科学，但在总体趋势上却不乏道理。由此联系目前中国音乐学研究队伍，毫无疑问，改革开放30多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其相应学历层级的不断提升，学科计量的增长非常明显，但学科含量的提升乃至提纯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密切注意的学科关切。每次去上海华东医院探望钱仁 康老 先生的时候，我心里总是怀有一种近乎自咎的亏欠感。由此我想到，2009年4月14日上午，杨燕迪在 钱仁康 先生95华诞庆贺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内心操守的绝对尺度，难道不足以激发新一代学人的职业冲动吗？近日，随我攻读学位的一个博士候选人跟我说，写完博士学位论文初稿交给我之后就再也睡不着觉了。由我指导写作的一个本科毕业生跟我说，现在的写作日产量大不如前了。为什么？是胆怯还是枯竭？我想，这绝不是生理更年问题，也不是心理青春问题，那么，果然是学理躁动问题？时代不同了，人格结构随之变化，这是现实，也是历史。然而，不变的却是学术本身，同样是现实，是历史。如同老乔回馈给土地的歌那样，对新一代学科中人来说，该用什么回馈给学科，理应成为内心操守的一个当下尺度。也许，这就是乔著再度修订给出的意义，也是新人再读旧著除了一般性习得之外应该增生的一个精神附加值。 这里，特别节录10多年前（1997年11月11日）我为乔文：《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修订版，pp.201-220）写下的编审案语，作为一个局外人对局内事的阅读增生：我十分惊奇，作者居然能如此不绝地笔录下如此众多的时序体个例，并通过多重个例的读解，成就起一个个各具典型意义的个案。于是，在几近枯燥的数字叙述和不可再简单的时序交待中，竟然描述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且独具特色的中国民歌发生代；同时，又显现出一个超越时空界限，并分布有序内在有缘的中国民歌板块群。可见，并非作者之所以如此，实然，系中国传统文化之所在如彼。兴许，又是直观被文本唤起，我或然开始欣赏这样的文字，如同戏文曲韵，有板有眼，却厚而不固，板而不滞。之后，我又想到人文研究中，不同论域的有机复合，举一个外国个案，法国人列维—斯特劳斯于1958年出版《结构人类学》，又在1964年至1971年出版不朽的《神话学》四大卷。其中，《结构人类学》就是要探掘人类心灵的思考模式，即在看似毫无规则的资料中，藉结构分析发现其秩序。并且，倡导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认为，如果人类学旨在关心无文字社会，历史学旨在关心有文字社会，则在方法上两者将殊途同归；因为社会生活的某些发展要求有一个历时的结构，对于共时结构的分析同样需要不断地求助于历史学；只有历史学，通过展示处于转化过程中的各种制度，使人们有可能将蕴含在许多现象后面，并始终存在于事件的连续过程中的结构抽取出来，即透过杂乱无章的各种规范和风俗，去发现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存在和运作的唯一的结构图式。而《神话学》则旨在关切，存在于自然与文化这两个范畴之间的人的处境问题，认为，人藉着文化而脱离自然，但人类用以建构文化的工具，不但来自于自然，而且仅是自然里渺小的一部分；关于神话学问题，认为，神话逻辑乃是人类普同而无意识之思考结构的表征，其著述主要针对神话逻辑结构分析，即透过神话的结构分析，证明人类心灵在看来十分任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非常固定的运作法则。固然，外国文本中有其特定所指对象，且文化前景与背景，都与中国相距甚远，但是，这没有关系，而且也不妨碍研究者的质量储备，即不仅对对象要作必要的疏理澄清，而且，主体自身也需要不断有经验的累积。由是，通过这篇有关时序体问题的逐个层级的叙事，直接相关音乐者，尤其在其深层，已开始慢慢彰显，并有部分裸露。
我跟老乔的缘分是多重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长…… 最初的缘分是事缘，1987年夏天，我从上海音乐学院完成本科学业，毕业之后赴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当时他是副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整个一个领导，况且，我们专业不同，来往就仅限于上班时间的那一点点。 后来又有了情缘，1989年夏天之后，北京的空气特别抑郁，仨俩好友只能靠围坐一起通过海聊神侃驱散心中的郁闷，老乔常常在午饭后来到我和刘石（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我同时分配到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同事）一起居住的斗室，说说事情，渐渐地他有点像大哥身份在我心中驻足，时不时还总想着通过下班之后的电话路径疏通消息。又和他以及张振涛一起为维系《中国音乐年鉴》不中断而劳碌奔忙。 再后来又有短时的学缘，1994年夏天至1996年冬天，我在老乔的鼓动下和他以及萧梅一起去内蒙古采访，做田野考察本来不是我的专业事项，但出于一种特别的兴趣，我也就跟着走了，收获倒是不小，还学到不少东西，尤其是老乔对待事情的态度，一方面我觉得他很认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很随性，从不勉强做不可能做的事情。 再再后来也有了一点书缘，除了他1998年2月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土地与歌》之外，他也会把自己一些比较得意的作品拿给我看，尤其是我曾经给他的一篇文章《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原载我创编并主编的惟一一本大型学刊《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中国音乐学杂志社1997年12月12日出版，北京，pp.26-33）（这次也被修订在内）写过编者案语，今天，又为他的《土地与歌》修订版出版书写感言。 现在一个轮回之后又主要以事缘连接，2004年我调入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事，仅仅数月我就通过学院把他聘为客座教授兼博士研究生导师，参与上音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每个学年的课程安排以及招收学生等事务，看上去仅仅在事缘场中，但长久形成的多重缘结则越来越厚重…… 清楚地记得，1995年5月2日，我跟刘青结婚那天，老乔作为一个多重身份的长者，在主持人田青的邀请下为我们主婚，并唱起家乡陕北的民歌助兴，那倾吐着土地生命的呼吸至今呵护着一对新人的生活，就像土地给人生命的时候已经先在有他的歌声…… 藉此再说：老乔跟土地的缘分不仅多重而且长久，仅出版又修订再版的这本书本身就已然表明了他回馈给土地的歌……
2010.5.5 写在沪西新梅公寓并汾阳路上音教学楼311办公室
该文载《音乐艺术》2010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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